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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學術變革的重要時期，從以前開始，學術研究行業(yè)對新材料的信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是否發(fā)掘新材料、研究新問題，不僅是決定學術進退的關鍵，也是學者賴以立足的根本。 中國通俗文學研究行業(yè)的開拓者胡適、魯迅、孫楷第等人對此并不關注。 在他們的努力下，以古典小說、戲曲為代表的中國通俗文學研究資料不斷鉤沉、整合，研究體系不斷建立和完善。

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行業(yè)，研究對象大多以中文文獻為中心，國外文獻，特別是用外語發(fā)表或出版的文獻極不引人注目。 1807年，隨著第一位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莫里森( robert morrison )的到來，中國通俗文學作品開始被大量翻譯到英語世界。 這些資料文案豐富，體系龐雜，僅德庇護時( john francis davis ) 1829年英譯《漢宮秋》著作就有32種。 偉列亞力( alexander wylie )于1867年在《漢籍解題》中著有250多種中國小說。 這些用英語傳達的古代文獻資料的發(fā)掘和加入，將為中國文學研究行業(yè)注入新的活力。

新世紀以來，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強，這些資料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。 在此背景下，全面搜集中國通俗文學英譯文獻，及時反思其學術價值，不僅是當務之急，也是突破研究瓶頸的關鍵。 總之，這些資料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(xiàn)在文獻的留存、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構三個方面。

在 文獻的留存中，19世紀的漢學家發(fā)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五口通商前，華西士居住在廣東、港口、澳門三地，對東南地區(qū)的通俗文學尤為熟悉。 例如，1824年，澳門印刷廠的湯姆森( perter perring thoms )把木魚書《花箋記》的全文翻譯成了英文。 這是明末清初廣東地區(qū)流行的說唱文學。 湯姆的翻譯使用的是中西合璧的印刷方法，但是其中中文部分看不到現(xiàn)存的任何版本，所以英譯《花箋記》( chinese courtship )為這本冠絕一時的歌本文學保留了獨立的版本。 《花箋記》晚清時期被翻譯成六種歐洲語言。 受其啟發(fā)，德國文壇巨匠歌創(chuàng)作了抒情詩《中德四季清晨的詠唱》，成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。

五口通商以后，華西士滲透到中國沿海各大城市，對中國的注意更加全面，他們不僅翻譯印刷作品，還刻意采集口傳民謠，這些作品被稱為近代新樂府。 在這方面，在大清海關工作的英國人司登得( g. c. stent )就是典型的例子。 他在1871年發(fā)表的《中國歌詞》( chinese lyrics )不僅完美地記錄了《王阿姨》( wang ta niang )等街頭民謠，還用五線譜留下了當時的樂調。 1878年出版的詩集《活埋》( entombed alive )最早取自北京地區(qū)，其中記錄的《盧溝橋石獅子》( the stone lion of lu-kou bridge )等作品是京城時調民謠

上述用英語留下的民間唱本，以原生態(tài)的方式展現(xiàn)了當時的文化風貌，對現(xiàn)在的文學研究具有意想不到的價值。 例如，著名學者柳存仁在研究《好逍遙傳》的創(chuàng)作年代時，巧妙地參考了該作的第一本英譯本。 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將《好逍傳》放在了明之人情小說系列中，但他認為孫楷書應該是清初的作品。 柳存仁贊同后者的觀點，《好逍傳》的第一個封面上印著癸亥年的字，1719年出現(xiàn)了英國人威爾遜( james wilkinson )的譯稿，所以最早的刻本是1719年前，1719年最近的癸本。